近日，香港律政司在特区高等法院取得判决，华懋慈善基金是遗产的信托人，而非受益人，有责任履行龚如心的遗愿。律政司及华懋慈善基金都分别聘请英国的御用大律师代表出庭。根据龚如心2002年遗嘱，她的财产全部拨归华懋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律政司以遗产守护人身份，要求法庭诠释遗嘱的条文，厘清基金的角色。
　　龚如心在遗嘱提及，希望将基金交给一个由联合国秘书长、中国政府总理和特区政府首长组成的机构监管，又希望设立类似诺贝尔奖的慈善奖项。律政司一方认为这些不只是龚如心的意愿，更加是指令，所以基金一定是遗产的信托人，才有必然性履行龚如心的遗愿。
　　相反，如果基金成为唯一受益人，继承全部遗产，就有权改变慈善用途，难以实践龚如心遗嘱的意愿。
　　这故事其实已发展到很悲凉的身后篇，一些高净值者会问：是否可以在身前做点事，尤其夫唱妇随型企业，辛苦建立的事业财产，不致身后难保。
　　由华懋的王德辉、龚如心案，到雅天尼的谢超群、叶英琴案， 虽然两者财富比例如大象、小鼠，前者为私人企业兼慈善机构，后者是香港主板上市公司，但两家公司都是夫传妻承。这种夫唱妇随的企业，大中华区多的是， 如笔者在本栏早说过，炸弹总是要拆的。中国古谚说好：“宁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这些尴尬课题，感情好时候难说，感情坏的时候更说不出，要拆弹怎样部署呢？
　　笔者空降过一家老牌上市公司，在没到传承时刻之前，公司连正式的内部董事局会议都没开过。当然为应对交易所要求，官样文的会议还是定期在纸上开过。
　　中国人最擅长的是以外压内，在此不妨顺应中国人这种模式，就是借外部集资来建立家庭会议机制。过往其实很多企业尤其半国营或国营，内部的松散管理无法改善，这时就会通过上市的“力量”，来带动种种企业改革。拆解层层级级的利益，尤其股东与幕后者间的“混账”，甚至国家单位的利益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外部力量来解决。相较之下，夫唱妇随型企业更简单，因为核心只是两个人的问题，只要能成功引入一个有能力的第三者，基本上可以开始解决问题。
　　关键是这第三者一定得是个有地位、有力量的且备受夫妇俩尊重的人。无论由男方或女方引入，只要两家承认此君会“不偏不倚”并且愿意“定期”开会就行。由于此种工作对中间人极为艰难，还要面对很多额外工作，所以酬劳定然要丰厚。一般男方要求中间人以长时间在餐饮中倾听， 女方则以长电话粥诉说，中间人要花相当的精力去消化这些。如果只是付出一个上市公司非执董级的袍金，那么肯定“买”不到好服务，另外还得去找一些“中间人”不擅长的，如法律、会计、估值师等人员， 这样才有个起码的家庭会议机制，否则又是另一个橡皮图章，将来发生内争，同样解决不了。
　　两个人用顺了这“中间人”或“中间机构”后，才可以通知其他相关者，如亲属子女，男女家的父母兄弟。如果太早张扬，会让中间人受到人物众多的压力，则此事可能很快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