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1世纪是人权受到空前尊重的世纪，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载入宪法。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列为刑事诉讼的任务之一，我国刑事诉讼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日益加强对人权的保障。
　　关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继1979年颁布以来，于2012年迎来了第二次修改，该次修改是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做出的具有突破性、前瞻性的重大变革，将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更多的闪耀人性光辉，该次修改，使我国刑事诉讼法发生了质的飞跃。
　　一、中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
　　2013新《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中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法任务中正式出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也正是此项规定，引发理论界和实践界中大量争论：尊重和保障谁的人权？尊重人权如何体现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2条第1款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第3条规定：“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维护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民”这个词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这纯粹是一个政治名词。《刑事诉讼法》第一条明确了刑事诉讼法的宗旨“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见，现行中国刑事诉讼领域中保障的“人权”，是指人民的权利，而非公民的权利。由于“人民”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刑事诉讼领域中的保障人权同样体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且，保障人权或可实施，尊重人权在刑事诉讼中根本无法体现。
　　二、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石——沉默权
　　在美国，公民的这些权利被无限制地强调和保护着。“你有权保持沉默，你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在法庭上被用来指控你自己。你有权和一位律师谈话，有权在受审期间让你的律师在场。如果你雇不起律师，法院可以为你指派一名。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时候，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回答询问，你也有权随时停止回答。你是否明白你的这些权利？你是否愿意回答询问？你是否愿意在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回答询问？”这是人们从美国电影中听熟了的“米兰达警告”（也称为米兰达规则）。米兰达警告的内容是源于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沉默权的规定，而名称是来源于一个叫“欧内斯多·米兰达”的被告。
　　沉默权是遏制刑讯逼供最有效的手段。因为沉默权包含了犯罪嫌疑人不得被迫自己证明自己有罪的原则，完全排除了嫌疑人在被强迫下作出的有罪供述的证据效力，因此，用刑讯逼供取得嫌疑人的认罪供述就没有任何意义。而在我国，现行的所有法律中，都没有“沉默权”这个概念。
　　利益动机，是指破案后的各种形式的奖励，这种可期望的利益远远大于可能造成冤案的风险。警衔的提升、职务的升迁、奖金的发放、荣誉称号的获取等等。
　　责任动机，是指在“限期破案”、“命案必破”、“零容忍”之类的完全违背科学、违背客观规律的行政命令下产生的内心冲动和内心欲求。如果在限期内不能破案，经办警官将被追究责任。为了在限期内破案，就会不择手段。只要嫌疑人认罪，一切证据都可以按图索骥。
　　在双重动机驱使下，刑讯逼供现象在所难免，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很难落到实处。
　　三、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天敌——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先人为主的办案方式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基础。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口供历来是定罪的主要依据。在残酷、野蛮的封建时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认为是罪犯的人从人身到人格都没有任何权利。
　　法律在惩治犯罪行为的同时，也必须尊重、保护犯罪者的人格和基本权利，这就是现代文明的法治。
　　新中国成立后，“极左”的指导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到“文化大革命”，这种指导思想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虽然毛泽东曾有过“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指示，但那时造成冤案不但无过，相反，只要按规定的比例抓出了“阶级敌人”，不管是真是假，得到社会或某位有权者的认可，就是“革命”的。在长期的司法过程中，如果有人指出某个案件中的其他证据和被告人的口供之间存在矛盾，更多的人会说：“连被告人都已经承认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1979年颁布、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口供实际上被当作“证据之王”。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基本确认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但在执法中，仍然没有取得显著进展，其阻力应当就是来自于习惯势力的影响，口供仍然是第一位的证据。这种价值观念无疑违背了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必须予以根除。刑法犹如双刃之剑，用之得当，则国家与公民两受其利，用之不当，则国家与公民两受其害，这是德国法学家耶林早已阐明的道理。即便以法律工具论的观点来看，刑法这一阶级统治的工具，用之不当，也会危及国家的统治。因此，刑事司法，必须慎之又慎，而程序的制约，是慎刑不可缺少的保证：
　　在美国一些敌视中国的人中，总是以所谓“人权”问题采用双重标准来干涉中国的内政。当然，也总是以失败而告终。由于对自己采用一种人权标准，对别人采用另外一种人权标准，因此，他们往往看不到自己国内存在的问题，比如在辛普森案件中，妮科尔和戈尔德曼的生命权就没有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我们所理解的“正义”没有在法庭上得到伸张。难怪美国人就编了一部电视系列剧叫《黑暗的公正》，一名法官在法庭上违心地将他明知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宣告无罪——然后又在私下用非法（甚至是犯罪）手段对罪犯进行惩罚，以实现所谓的“公正”。
　　四、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手段——非法证据排除
　　在我国的刑事证据理论中，直接证据是指能够单独证明是谁实施了犯罪行为的证据。直接证据的主要形式包括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俗称“口供”）、被害人的陈述、现场目击者的证言（包括指认笔录）、部分视听资料（比如碰巧安装在现场的摄像机对作案过程的录像）：其他需要相互印证才能证明是谁实施了犯罪行为的证据，被称为间接证据：间接证据主要表现为现场勘验笔录、书证、鉴定结论、经过他人口头传递的证人证言（也就是听他人所讲的情况）以及部分视听资料：如果在一个案件中只有间接证据，一般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除非这些间接证据确实形成了证据锁链，能够得出排他性的唯一结论——“就是他，他就是作案人”，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只有坚持非法证据排除，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坚决排除掉，才能在刑事诉讼中，真正体现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