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事技术证据本身的定位问题。 

　　在我国相关立法及制度上技术证据都是非法定概念，何家弘教授将技术证据和物证以及鉴定结论等同起来，其理由是：“物证需要人的解读，而解读物证往往需要一定的科学技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物证及其相关的鉴定结论等证据为‘科学证据’。” 徐静村教授认为所有通过科学技术方法所获得的证据都是科学证据，主要包括鉴定结论和视听资料。 基于上述认识，我国目前能够归为科学证据的主要是“物证”、“鉴定结论”和“视听资料”，但现行法律并未能将其作为法定证据予以确认，关于其技术性的评判标准也没有界定。 

　　（二）民事技术证据取证现状。 

　　我国并没有单独的关于民事技术证据取证的规定，现行《民事诉讼法》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一般证据的取证作了规定。《民事诉讼法》第50 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提出回避申请，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第64条第2款对调查取证权进行了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根据中国用语习惯，该法条所称“专门性问题”系指需要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加以分析证明的事实，即技术证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明确的取证主体包括：当事人、代理人（律师）、法院。其中，法院的取证分为两种：依职权调查取证或依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虽然确立了调查取证的主体，但并未就调查取证的具体措施、手段、如何排除障碍以保障调查主体取证权利的实现作出详细规定。虽然对技术证据已有触及，但没有系统的技术证据立法，技术证据的内涵、适用、证据地位等均没有明确的规定，更没有专门的证据规则对其加以调整。民事技术证据的取证问题，因相关立法的缺失，导致技术证据的取证没有规则可依，对取证主体、取证程序、取证规则、技术手段、取证效力等没有详尽的规定，没有可操作性。这样的现状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制约了技术证据在诉讼过程中所能起到的证据效应。因此，有必要研究技术证据的取证问题以完善技术证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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