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运用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调查”上海数据，以及对知青的访谈材料，试图探讨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历史事件对于知青生命历程（以婚姻为例）的影响效果。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上山下乡运动对于知青的婚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群体，初婚年龄与认识配偶的方式，都明显与同辈人不同。 

　　关键词：知青；婚姻；生命历程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6-0207-06 

　　 

　　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2日的著名批示中指出知识青年“需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由此发动了一场人数众多的由城市向农村的人口转移运动。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知识青年，是指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下放到农村和边疆劳动的城镇青年学生，特别是1968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 

　　一、“无悔”时代下的知青婚姻 

　　对这些“无悔”时代下的人，影响他们婚姻的因素有哪些，结果如何？本文对在这一问题上的诸多研究文献和访谈资料根据一个时间的发展顺序进行梳理。 

　　（一）上山下乡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国家的力量下，近2 000万知青接受了“自愿和非自愿”（刘小萌，1998）的集体迁移，来到了农村，对他们的生命历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1.精神上的冲突 

　　与物质匮乏并存的是精神的匮乏和内心的失衡给知青带来的压力。在熟悉生活的突然中断带来暂短的新鲜感的同时，陌生的环境给这些年轻人带来更多的迷茫和不知所措。对于群体打击最深的就是群体目标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了群体间的内心失序与不平衡（吴艳红，2007）。 

　　一位进山的知青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我常常感到山要倒下来，压下来，把我压得粉碎。我感到一种从未有的恐慌，我能从这里走出去吗。”（刘中陆等，1995）去云南的四川知青也提到刚到时，觉得“一种对未来命运不可知的惶恐攫紧大伙的心”（红土热血，1991）。 

　　一位插队山西的北京知青也是这样说的：“大家都觉得无中心无目的无领导，都不满足现状，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过去习惯了家长和学校为我们安排好一切，只要学习努力就行了。在此落户，三分钟的狂热一过就苦闷彷徨，怀念遥远的过去而不能正视眼前的一切。”（姜昆，1996） 

　　可见知青下乡后内心要比同时代非知青要受到更多的打击，他们经历了非知青未曾经历过的“失望”。开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是等到自己到了农村，想象的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们开始失望。另外由于刚下去时候都是小孩子，年龄都还小，没有考虑很多，但是下乡时间的增加，越来越多的问题会出现，这种失望会进一步加深。 

　　2.城乡差异 

　　这些从小就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们，对于农村是排斥的，开始所想的美好情景并没有实现，知青和当地百姓还是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在中原农村当了近三年知青的上海女作家王安忆：“我始终不能适应农村。不过，农村是一个很感性的、美化的世界，农村给我提供了一种审美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农村是一切生命的根。我当年正是在黯淡的心情、强烈的青春期忧郁中，对农村的环境、自然的方式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姜迅，2004） 

　　城乡二元的分隔造成了二元的择偶结构，在这种结构下，知青下乡时基本上都是连同户口迁到了农村，虽然父母都是城市人，自己也曾经是城市人，但下乡之后毕竟变成了农业户口，刚下乡时有的虽说才十几岁，但几年之后也到了谈婚论嫁年龄（赵文远，2007）。 

　　因为农村的现实情况，与知青的想象巨大差别，再加上城乡间的文化差别。这样就有一些人会在婚姻的问题上提醒自己不能在农村结婚，因此在农村结了婚的话，会增加回城的难度，也就意味着是在农村一直扎根。 

　　“他有一线希望，他又没结婚，他可以调回去，结了婚是没办法了。我发现在那儿，在同学中也好，形成一种信任，同学中的友情，这是最彻底的，这个特别重要。插队生之间，即使工作，结婚的也不多。”（访谈资料ZSS）① 

　　3.农村结婚 

　　下乡的知青们有的虽已下乡几年了，但不知何时能回到城市，到了连晚婚也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只好在农村结婚（赵文远，2007）。这是十分朴实的话，也会有一些人在农村结婚。 

　　农村“文革”中下乡插队女知青迫于沉重的劳作、生活的孤寂，不良出身的精神折磨与心理的失落，多有与贫下中农子弟缔结姻缘者，这种畸形的婚姻罕有爱情浇灌出的甜蜜之花，不可胜数的是求生欲望驱策下的被动选择所酿造的苦果。“文革”中与农民结婚而名声鹊起的女大学生白启娴，曾被树为“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知青楷模，其实际生活却无疑是一场悲剧（刘小萌，1994）。 

　　一个在农村结婚的知青风趣地拿自己打了个比喻：“像我这样的‘王老五’，搞政治、走当官的路不行，回城，根本就没有我的份。在这种压抑、苦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愿意跟我谈恋爱，我是容易接受的，哪里还考虑什么其他啊，什么歪瓜裂枣都可能接受。”（常京风，1996） 

　　“嫁给当地人，是生活所迫，我估计这种情况，她跟北京家里没有什么感情，家里也困难， 算了吧，就在村里呆着，我也不回北京了。肯定有这种情况。”（访谈资料ZSS） 

　　对于回城的希望也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弱，再加上现实的困苦处境，有些人选择了在当地结婚。刘小萌认为这些在农村结婚的知青们等到政策的再一次转变时结局也将是苦果（刘小萌，1995）。 

　　（二）回城 

　　在70年代末的知青大返城的背景下，情况就非常特殊了。知青返城像潮水一样不可阻档，离婚屡见不鲜、弃婴时有发生，回到城市后又开始了结婚的。 

　　1.结婚年龄 

　　在文化和二元择偶的结构下，造成婚姻悲剧和家庭分离，痛苦最多的是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知青告诉自己不能在当地结婚，这样就不能回到城里，从而导致他们结婚晚。 

　　一位颇有名望的“老三届”谈起他们的婚姻问题，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真佩服那些女的，硬是不结婚，返城的时候都三十出头了（常京风，1996）。“我觉得响应号召吧，这几项全赶上了，上山下乡也响应、晚婚晚育、工作各方面，上大学也上不上，咱就自己在底下学吧！”（访谈资料WH） 

　　正像被访者WH所谈到的晚婚政策的实施，还有那些因为不想扎根在农村，不想在农村结婚的人，在这样的政策和思想下，这一批人的结婚年龄相对于那些没有知青经历的人差别如何？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知青的结婚年龄要比非知青高。 

　　2.择偶认识方式 

　　传统的择偶途径可以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年人经济独立性的加强，以及社会交往面的不断扩大，都潜在地加大了青年男女之间相互认识的机会，而且现代婚恋观强调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的方式。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年青人会不会遇到不一样的情况呢？ 

　　那些在农村没有结婚一直等到自己回城后的人，一方面由于是年龄大；另一方面是在于和其他的成长的群体没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记忆，因此更倾向于找知青或者懂知青的人。 

　　由于共同的下乡经历，在知青之间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体，对于有知青经历的人更能够认同，知青偏向于找有知青经历的人，自己找来获得婚姻。因此提出了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配偶的选择方式上，知青更倾向于自己认识。 

　　3.离婚 

　　留在农村结婚的知青中，等到政策松动，其中一部分人为了能够回到城市，放弃了农村的家庭和孩子，导致了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人更高的离婚率。 

　　天无绝人之路，既然已婚的人不能回城，那就解除婚姻好了。于是5天之内，有3对夫妇办理了离婚手续，为了回城的希望，3 000对夫妇的婚姻在法律上宣告破裂。从一般意义上讲离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还有相当的市场，离婚就更加地不容易（常京风，1996）。但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则显得十分的合理。“至于说‘老三届’返城之后离婚的多，这也很正常，环境完全变了嘛。恋爱、结婚的时候是那样的环境，返城之后，促使他们结婚的环境不复存在了，离婚现象也就出现了。”（访谈资料SY） 

　　“后来我还庆幸自己，没在当地找，结婚以后，不是说一个、两个孩子，而是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孩子生，那不是把自己毁了？如果说真在当地结了婚，我也不能要那么多孩子，本来就穷，还穷生。”（访谈资料WH） 

　　一方面知青要回城，摆脱这些痛苦，尤其是那些在农村和当地人结婚的知青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离婚；另外一个方面城乡的本身文化差异，造就的这样的婚姻就是有巨大差别的，会对他们的婚姻美满有很大的阻碍。因此提出自己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知青要比同时代的人离婚的要多。 

　　二、样本与测量 

　　本文数据是采用2008年北京大学的① “中国家庭动态调查”成人问卷部分上海数据，共计1 766个样本，其中853名男性，913名女性，1 532个已婚对象。 

　　（一）知青样本的测量 

　　实际操作中，问卷中并没有关于是否是知青的题目，本文利用“是否有下乡插队、参加建设兵团、或下放到干校的经历”作为判断是否为知青的依据，2008年上海的调查有170名知青，占到总样本的12.84%。 

　　（二）影响知青婚姻的因素 

　　1.初婚年龄 

　　初婚年龄是一个连续变量，初婚年份减去出生年份生成”知青初婚年龄”。在上海的样本中有知青经历的人平均结婚年龄28.5岁，而同时代没有上山下乡的人结婚岁数为24.8岁，知青比同龄人高了3.7岁。 

　　2.配偶认识方式 

　　本文将择偶方式分为“自己认识”（包括在学校自己认识、在工作场所自己认识和在其他地方自己认识）和“介绍认识”（经亲友介绍认识、经人或婚介机构认识）。在知青中“自己认识”占到36.53%，介绍的为63.47%。而同时代的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更多的是介绍认识的，占到76.11%，“自己认识”仅为23.89%。 

　　3.离婚数 

　　测量离婚率的变量是利用问卷中题目“您有过几次婚姻？”结婚次数超过一次的是离过婚的。知青为了回城抛弃家庭、和配偶离婚，回城知青高离婚率这一点在数据上也得到反映，有过知青经历的人结婚一次以上的为3.09%，要比没有知青经历的人离婚率高0.48个百分点，但是比率较低，还需下面的进一步检验。 

　　4.控制变量 

　　模型还有一些变量，如性别、年龄、教育年限，为了测量“血统论”对于知青的婚姻的影响，加入了家庭成分。在问卷中，题目是“文革时期，您的家庭成分是什么”。最后呈现的是很多类别，将“工人、社员、农民、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等”为第一类，“职员、城市贫民、自由职业者等”为第二类，“资本家、资方代理人、小土地出租者、地主、富农、地主兼工商业者、职员兼地主、破落地主（破产地主）、反动富农、旧军人、其他”为第三类。 

　　三、实证结果 

　　在进行了初步的描述分析之后，有必要进一步使用多元回归的分析技术，在控制其他因变量的情况下，来考察知青经历对于婚姻的影响。下页表1是看是否有知青经历与他们的“初婚年龄”、“认识方式”、“离婚”是否有联系，知青经历是否真的会影响到婚姻的这些方面？ 

　　（一）初婚年龄模型 

　　下页表1数据显示，是否是知青对其初婚年龄的影响显著，证实了假设1，知青的结婚年龄要比非知青的结婚年龄大。在文献中，大家都会说在农村不愿意结婚，要等到回城后才考虑，怕自己就这样就回不到城市了，从数据来看知青的初婚年龄要比其他的要大2.36岁。 

　　性别变量也显示了那个时代男性的结婚年龄要比女性的结婚年龄高1.7岁。教育年限也对这批人的初婚年龄产生正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结婚年龄越大，如高中职高类的要比初中学历的人结婚年龄大1岁，大专以上的要比初中学历的大2岁。同时这个模型也验证了前面文献中所说的血统论思想，成分变量在这里显著，影响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初婚年龄，尤其是在成分二中呈现显著关系，即职员、城市贫民、自由职业者这些人比成分一，工人、社员、农民、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结婚年龄大。 

　　（二）初识方式模型 

　　从下页表1中可以看出，是否是知青变量对于初婚方式的选择影响显著，知青通过介绍认识的发生比是同时代非知青的0.6，证实了假设2，知青要比同时代的非知青更倾向于自由认识。其中共同的生活经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方面。”我和爱人分配到一块，分配到省运公司。也插队的，在一个县，不一个村。工作分在一块认识的。”（访谈资料ZSS） 

　　学历对于初识方式的选择呈负向影响，即教育水平高一级这批人更倾向于自己认识，这也许与受到学校教育思想的影响，另外是在学校自己认识的机会更多。 

　　（三）离婚模型 

　　是否是知青、性别、年龄、教育对于离婚影响不显著，这些因素与是否离婚间差异不显著，推翻了假设3，是否是知青并对其离婚与否并没有关系。这与文献中大量论述知青离婚数量多，返程三部曲“离婚、弃婴、待业”中的离婚并不相符。 

　　“离婚率并不高，全是老三届给保障的，老三届离婚率最低，结婚人数最多，离婚真的很少， 因为我们受的还是传统型教育，把婚姻真正当成一种大事。要是真是看谁不合适，也是为后代，真正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访谈资料ZSS） 

　　即使会有思想不同，但是生活在一起产生感情，并且大多数还是将爱人从农村带了出来，在他们受到的传统教育思想中，婚姻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因此并不是为了回城而离婚。 

　　通过上面的三个模型，已经可以判断，在初婚年龄和认识方式上，是否是知青都有着显著的相关，是否是知青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有过知青经历的与没有的差异到底在哪？知青经历是否会影响他们生命历程？进行回归分析方法建立模型，模型将知青与非知青样本分离开来，这样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两个群体的差别，同样时代下的年轻人因为不一样的经历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生命历程，结果如下（见表2）。 

　　（四）初婚年龄差异 

　　表2中模型4、模型5看出在初婚年龄的差别上，知青因为被送到了乡下，原本可以在城市结婚的年轻人却变得不一样。性别上，知青与非知青都呈现显著相关，男性知青比女性知青的初婚年龄会大6.7岁。因为男性耗得起，但是女性却不同，访谈资料可以看出这一点，而非知青的男性比女性初婚年龄大5.2岁。 

　　“那时候和当地人结婚的女生也特多。我估计有的就是解除自己的困难，就像我说的那个，举的例子，解除自己的困难，自己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在这儿嫁出去了，就有人管了，这是一种。再一个，自己也就这样了，什么名啊、利啊也没有了，在这儿呆一辈子，赶紧结婚嫁人，省着家里惦记着，这是一种。觉得有的是改变当地面貌，我觉得像这样的少，真少！因为那点儿太穷了，你觉得你应该和当地人一块儿吧，可是当地人好像没有这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