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破案
1.1 获取线索
2007 年 5月份，厦门市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 ：湖里区高层写字楼“永同昌大厦”29 楼某房间内有人打着公司的幌子在从事虚假信息诈骗活动。经工作发现，该举报人在几个月前经人介绍应聘到该“公司”上班，在工作中举报人逐渐意识到该公司其实是在针对中国台湾地区居民实施虚假信息诈骗，于是在上班几天后便找借口离开了这家公司。由于举报人对整个诈骗团伙并不了解，而且其离开“公司”也有一段时间，因此，举报人除了提供该“公司”现场管理者“林小妹”的手机号码外，无法提供其他详细情况。
但是，公安机关十分重视该线索，决定开展专案经营。
1.2 抓捕
根据上述工作进展，确定收网时机成熟，厦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并成立了“6 26”行动指挥部。指挥部对行动时可能碰到的保安通风报信、涉案窝点房门难以叫开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对方案进一步细化和任务分解，确保行动时对团伙全部窝点同时冲击、一网打尽。
2007 年 7月11日上午，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各行动组化整为零，准时隐蔽进入预定位置，并有效控制住了被诈骗团伙收买的保安人员。10 时 30 分，各行动组同时发起冲击，视具体情况果断采用切割机、消防斧、撬杠等破门工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位于永同昌大厦 29 楼、18 楼、新景园、东方巴黎广场、同亨大厦等作案窝点或落脚点，抓获团伙头目傅汉光（男，外号“财哥”）、团伙后勤保障负责人陈文章（男，外号“西瓜”）、团伙现场管理员林朝妹（女，外号“林小妹”）、何丽玲（女，化名：洪桂玲）以及被收买的保安人员等虚假信息诈骗团伙成员共 74 名，该犯罪团伙所有成员无一漏网。
2 取证要领
侦办虚假信息诈骗案件，最难的是取证问题。能否取得必要的证据，对于是否能够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印证嫌疑人的口供，乃至顺利地追究诈骗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是针对现场条件强化取证措施。在“6 26”专案冲击窝点的行动中，专案组就十分重视证据的收集。行动当日，按照预案，案 件 分 析 2011.02各行动组在破门冲入窝点后马上控制住窝点内的诈骗嫌疑人，要求各嫌疑人留在其各自的工作位置，保持身边的物品原位不动。控制场面后，负责现场摄影摄像的刑事技术人员马上对各个嫌疑人及其周围的作案工具、工作记录等书证、物证进行影像固定。然后由行动组民警以人为单位，将每个嫌疑人留在现场的相关物品落实清楚，经嫌疑人本人确认后进行打包、编号、封存。在落实个人物品后，对于窝点内其他作案工具等进行集
中打包、封存。完成上述工作后，行动组再将嫌疑人和打包好的书证、物证全部带回办案点。这样的取证过程具有归属明确、条理清晰的好处，有利于办案人员根据嫌疑人随身书证、物证的情况，有的放矢地开展讯问，突破嫌疑人的口供。
二是依据现场证据条件有序开展审讯工作，固定证据。在“6 26”专案中，审讯工作由湖里分局承担。为此，湖里分局从刑侦大队、各驻所刑侦中队抽调 20 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组成审讯专班。面对一次性抓获的 74 名嫌疑人，审讯人员并不急于一拥而上开展讯问，而是分成了一个证据组和若干审讯小组，由证据组认真对现场查获到书证、物证进行梳理，各审讯小组与各自负责讯问的嫌疑人进行初步接触。证据组通过努力，找出了用于登记各团伙成员诈骗“业绩”的总账本。
三是利用两岸打击电信诈骗联络员通道开展境外取证，
充实形成证据链。具备了书证、物证和嫌疑人口供，还必须取得被害人的证言，佐证诈骗团伙的犯罪事实。专案组经过与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多次沟通，在证据规格问题上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专案组在福建省公安厅的积极协调下通过两岸打击电信诈骗联络员通道，从中国台湾地区警方调取了20 多名被害人的报案材料复印件。通过上述被害人的报案材料，专案组从总账本体现的 6600 余万新台币诈骗金额中进一步查证了该团伙1323万元新台币的诈骗既遂金额。
3 案件评析
之所以选择这起案件进行评析，是因为本案是近年来发案率极高的所谓虚假信息诈骗犯罪案件的代表性案件。对本案的剖析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剖析能够使读者了解此类案件犯罪分子的行骗手法，实现对此类犯罪的防范，另一方面通过剖析能够使侦查主体通过此案的侦查过程学习到侦查此类案件的侦查方法。
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利用信息技术实施诈骗的案件越来越多。这类案件的犯罪手法看似千变万化，但细细剖析后会发现这类案件的核心手法其实大同小异。其手法的关键点就在于将诈骗之言语通过网络传递。传统的诈骗通常是面对面地利用谎言、设置圈套实现诈骗之目的，而虚假信息诈骗则用不着面对面，它通常是依托一个或几个网络系统把虚假信息传递出去“，愿者上钩”，进而又依托资金“流转网络系统”实现资金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1]
“６ ２６”案件是一起组织较为严密，结构较为完整，行骗较为成功的虚假信息诈骗案件。通过对这起案件的剖析，我们可以明确这类犯罪的组织结构情况、行骗流程及行骗要领。尽管每过一段时间，虚假信息诈骗的作案人就要对犯罪手法进行一些必要的变动，比如从发短信到打电话，从提供“六合彩”特码到推荐股票，从电话号码中奖到ＱＱ号码中奖，从银行卡被盗用到刷卡消费，从房产退税到汽车退税，从电话被盗打到电话欠费……等等，虚假信息诈骗犯罪的切入点似乎是五花八门的，其所利用的网络系统也是多样的，但其内在的运作模式是大同小异的。它必须是由多人组成的一个团伙有组织地实施，它离不开书面语或口语的传递系统，它必须有被骗人实际操作的配合，还必须有个资金转移的过程。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电话卡、计算机、银行卡等是虚假信息诈骗犯罪所不可或缺的工具。了解犯罪的组织结构、行骗流程不但有利于防范此类犯，而且有利于侦查主体更加有的放矢地进行打击。
由于虚假信息诈骗案件的犯罪分子居住地、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地通常不在同处，犯罪所涉及的空间既有物理空间，又有虚拟空间，犯罪证据中涉及到电子证据的获取，犯罪所涉及的地域空间通常具有跳跃性，可能从南跳到北，从国内跳到国外，犯罪的时间跨度通常也很大，犯罪分子所用的电话号码、银行卡号通常都是假的，因此，这种案件的侦查的难度是很大的。其难点表现在：一是犯罪地很难确定，二是犯罪事实不容易弄清，三是证据不易获取。本案办案人员成功办理此案，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尤其是在办理虚假信息诈骗时如何成功地获取确实充分的证据，本案可谓提供了十分值得借鉴的路径和方法[2]。
近几年，一些诈骗犯罪团伙往往以合法的外衣掩护，实行公司化经营和管理，反侦查意识非常强。要在中国设点实施虚假信息诈骗时，诈骗集团首先会通过招聘的方式雇佣一批人士，并以公司化管理模式进行分工，其中包括负责网络电话维护、办理诈骗专用银行卡、收集特定人群电话以及个人信息、取款、拨打接听电话的“话务员”等。通常情况下，不同分工的人员之间互相不联系，成员之间用化名相称，互不打听真实身份。团伙头目严格要求“员工”不得对外透露关于团伙的任何消息，招募新人时，一般采取“老乡带老乡”的方式介绍熟人加入，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他们甚至还买通了物业保安为其望风报信。
当他们诈骗得逞后，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取款人进行分散提款，并借助当前发达便利的通信、金融业服务网络采取跨境公司化作业，制造侦查障碍。由于全球的通信、金融业发展迅猛，犯罪分子便利用其安全措施的空缺和相关法律条款的滞后实施跨区诈骗和移赃，使警方难以打击[3]。
参考文献：
[1] 王晨 . 诈骗犯罪研究 [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2] 李双其 . 虚假信息诈骗犯罪研究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3] 徐公社 . 刑事侦查与信息的深度应用研究 [D]. 北京 ：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