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明理性的法治社会，不该存在“灰色地带”，更不该让它存在这么久。对于私人侦探，我们亟待抉择的不只是禁与放。简单的禁，根本禁不住；而缺乏完备的法律规范及市场监管，简单的放，可能导致更多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害。

　　没合法身份，照打“擦边球”

　　打掉非法调查公司611家，抓获犯罪嫌疑人1700余名，挖出38个出售个人信息的源头……今年4月20日，公安部部署的全国专项行动，对私人侦探行业产生不小的震慑。

　　不过，一场打击风暴难以治本。4个月后，很多转入“地下”避风头的调查公司，纷纷重回“地上”。8月底，记者上网搜索“南京调查公司”，一下跳出几十页，数量接近40家。记者联系上的3家公司，都愿承接业务。一家叫“宏远”的公司说，你只要付4800元，就提供被调查者的婚外情照片及其三个月的通话记录。而11月16日，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公开发布业务广告的南京私人侦探，仍有30家。

　　事实上，对于私人侦探这个行业，公安部十多年前就发出禁令，但一直禁而不止。1992年，国内首家私人侦探所在沪开张。次年，公安部即发文，明确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并要求各地对已办此类机构清理取缔。2002年，国家工商总局虽将“侦探公司”列入商标类别，但并无相应的经营范围可供注册。

　　2009年，刑法修正案颁布，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被视为法律给私人侦探划了一个禁区，但未引起他们重视。今年4月18日，就在打击风暴到来前两天，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南京有39家私人侦探发布广告信息，声称提供婚姻调查、追债等服务。

　　尽管挣不到合法身份，但因未遇实质性监管，全国私人侦探机构在地下疯狂滋长，其数量一度曾达3700多家，从业人员逾两万。警方从南京“千里眼”公司通讯录上发现，参加行业组织的私人侦探即有三四百家。胡金明说，开私人侦探的，多以商业咨询注册公司。他跟邵康、张进、宋瑜资，都这样找个合法身份，干国家禁止的侦探业务。仅在常州，此类调查公司就有40多家。

　　“这个行业没有规范，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归哪些部门管，国家没有立法，没有专门管理。我们在法律边缘打擦边球！”干过私人侦探，胡金明对这行业面临的法律风险，其实很清楚。他说，自己调查婚外情，从不查电话记录，不到私密场合拍照。

　　“我很少调话单，很少查手机定位，尽量不在法律边缘游走。”宋瑜资表示，“婚外情调查，最终现场取证一定带客户，不能自行取证,以免激化矛盾。客户加上家人，人越多越好，我们混在里面，暗中拍照。”她强调，必须控制客户过激行为，“有一次，我们跟踪出轨男人和第三者到宾馆，通知他老婆来。她敲开门，就要打第三者，被我们死死拦住。她当场写了离婚协议，提出价值300万元的房子、一部车全归自己，让男人净身出户。我怕把男方搞得太惨，闹出事，要负法律责任，就要她改了协议，把车给了男方。”

　　不侵犯个人信息，不侵犯个人隐私……私人侦探这样表白，事实并非如此。警方认定，胡金明买过个人信息。宋瑜资说，特殊情况下，也要查越轨男人的手机位置。记者难以想像：生存在灰色地带，私人侦探既没合法身份，又无法律授予的侦查权，怎能“合法”获取婚外情证据？

　　禁而不止原因何在

　　私人侦探禁而不止，原因何在？从警方对韩光春、胡金明的审讯记录中，记者看到了这个灰色行业的旺盛需求：

　　徐××调查女婿外遇，谈好给3800元，先付1500元。我跟踪七八天，没查到什么。

　　××餐厅有个女的，给了1500元，调查开厂的老公。我打听到，他跟“小媳妇”生了孩子。问要不要查下去？她说不查了。

　　溧水有个女老师查老公，先付4500元钱。我们查到后，她又给了2500元。

　　李×，给了5000元，要查她老公。当晚，她来电话，哭哭啼啼的，说跟她妈商量过了，不查了，钱退不退你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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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侦探被公安部禁止，又没得到国内法律承认，却能"茁壮成长"，关键是靠需求拉动、利益驱动。”南京长三角律师事务所江莱律师说，从婚外情调查到寻找债主，这些事走正规渠道难以解决，私人侦探用“非常手段”填补了这空白，在满足需求中放大需求。

　　“女性在婚姻中处于弱势，老公出轨了，想取证，自己没渠道，公安没空管，妇联没办法，而我能援助她们。”宋瑜资说。胡金明宣称，干侦探，是因为看不得男人包二奶、搞情人。他们都以女性维权者自居，为私人侦探寻找存在的必要性。

　　私人侦探禁而不止，违法成本低也是重要原因。省公安厅刑侦局主任科员谢仁平说，打击非法调查公司，难度很大。“这类犯罪发现难、取证难。受害人有不道德行为，不会主动报案；这些人用虚拟身份，网上买卖信息，一有风吹草动，相互报信，销毁证据。像邵康就加入90多个买卖个人信息的QQ群。”他说，公安部组织这次专项行动，前后准备了半年，“江苏从124万个数据中理出100多人。把一个个QQ号码，变成活生生的人，太难了。”

　　人抓到了，定罪也难。江莱说，要是没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很难给私人侦探定罪。江苏已被判决的6名私人侦探，均以此定罪。其中，邵康获刑1年零三个月，另5人被判6至8个月。练翠凤去年因倒卖个人信息，已被河南开封法院判刑7个月，出狱后重犯，今年也仅被多判一个月。

　　即便这样的轻罪，判起来也不易。南京秦淮区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副科长张弛说，买卖个人信息，到什么程度，算“情节严重”，可以入罪？国家并无司法解释。非法获取20个人的个人信息，且非法获利达5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取不特定公民信息（如车牌信息）1万条以上……南京定了这样的入罪标准，而杭州、上海也有地方标准。各地标准不一，打击力度不一，势必影响打击效果。秦淮区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员王婷认为，这种标准并未区分犯罪危害性，从信息源到信息中介到调查公司，都按一个标准定罪，而事实上，那些出卖信息的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可能远超过买信息的私人侦探。

　　“考虑将来可能有更重的犯罪，私人侦探买卖个人信息，暂时不会判到三年这个上限。”南京白下区检察院助理检察员蔡强说。如此考量或许不无道理。治理私人侦探，是否还有其他手段？他们以商业咨询注册登记，按规定只能从事市场调查、信息咨询、企业策划等，但实际上是调查婚外情、追债寻人。这算不算非法经营？南京大学法学院杨辉忠教授说，国家对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没把婚外情调查、追债等纳入其中，要判私人侦探非法经营罪，于法无据。此外，他们跟踪盯梢，偷拍偷录，侵犯个人隐私，违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但除非产生严重后果，如四处散布隐私，造成当事人自杀，否则很难追究刑事责任。而这恰恰是很多私人侦探所用心避免的。

　　放开，不等于容忍违法

　　私人侦探在发达国家已有百余年历史，对这个行业，我们该不该开禁？受访的十多人，意见并不统一。

　　需求决定存在，私人侦探满足社会需要，就该给它生存空间。这是支持开禁者的理由。不光婚外情调查，包括寻人讨债、打假维权，私人侦探有手段能办事。邳州一位顾姓男子说，自己外甥失踪，花了5400元，请当地私人侦探韩光春查了三次手机位置，最终在山东临沂把人找到了。胡金明说，自己还帮企业打假，搜集假货来源，为银行调查员工表现。

　　“保护个人信息、保护个人隐私，倡导婚内忠诚、保持家庭稳定、维护社会道德，这两种诉求，法律都要支持。”省高院审监二庭副庭长王蕴建议，不妨放开私人侦探，让其参与婚外情调查取证。毕竟，这样的事，个人难以做到，政府部门、司法机构无暇顾及，让渡给市场、社会组织做，符合社会自我管理的趋势。当然，支持道德诉求，不等于可以容忍违法，比如买卖个人信息，侵犯个人隐私等。这里面有一个度的拿捏把握问题。

　　“我们侵犯隐私，因为男人出轨，有错在先。他不可能暴露婚外情给你看，既要取证，又不侵犯隐私，没办法两全其美。”宋瑜资如此辩解，是为自己寻找道德合理性。在很多受访者，尤其是女性看来，雇私人侦探查婚外情，让出轨男女得到应有惩罚，完全正当，他们没资格要求保护隐私。这种观念为私人侦探存在提供了社会土壤。

　　道德有过错，合法权益就该被侵犯？支持道德诉求，就能容忍违法行为？蔡强认为，再合理的道德诉求，都不能逾越法律边界。他强调，考虑国内对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保护极其脆弱，眼前不宜放开私人侦探行业。如果说，雇私人侦探，查婚外情、追老赖，多少还有些合理性，但万一滥用这种手段，去窥探隐私，报复别人，那就太危险了。省社科院学者张春丽表示，不能因出于惩罚婚外情的道德正义，就能使用违法手段。私人侦探在私密场合偷拍偷录，获取的婚外情证据，没有法律效力。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燕玲表示，我国现行婚姻法并未将忠于配偶上升为法律义务，找私人侦探查婚外情，虽可理解，但严格说来，是违法的。

　　“公安部的禁令，只是部门文件，毕竟不是法律。对私人侦探是禁是放，国家应尽快立法予以确认。”杨辉忠认为，如果真要放开私人侦探，必须立法在先，规范在先，对其准入资格、允许调查的范围、允许获取的信息、允许采用的手段，对其违法行为如何处罚，逐一明确规定。同时，要强化监管，查处非法经营，打击违法行为，让违规者付出与其行为危害性相对称的成本。

　　在国外，私人侦探已是成熟的职业，一个严格受到法律规范与约束的职业。美国私人侦探只能在公开场合，利用公开信息，进行调查取证，绝不允许到私密场合偷拍偷录；德国私人侦探没有侦查权，只能以普通公民身份做调查，如泄露个人隐私，轻则吊销执照，重则被判入狱……只有给私人侦探戴上“法律的镣铐”，才能让他们走出“灰色地带”，规范执业，在不侵犯公众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合法满足社会需求。